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孤岛喋血 乌鸦与麻雀 2021 字 3个月前

这是常凯申精心安排布置的一个地方,里边有反间谍机构。这情况李广元是从詹国强那里知道的,詹国强当然不该讲这件事。因为曾公布过专门的通令,禁止党员及军人去那边,因此有些天真的多嘴饶舌的人以为在那里说话是最为安全不过了,殊不知每张桌上都装有特务的窃听器。

“那就太感谢您了”李广元回答说“既然您批准了,今后我就专门指定那边作为我和我的人会面的地点、不过,如果在那里还有人把我逼得走投无路的话,我还是要找您帮忙的”

“您尽管来。见到您我总是很高兴的。”

李广元怀着错综复杂的心情回去了。总的来讲,他相信常凯申说的是真话,因为常凯申的话很坦率。不过,是不是过于坦率了?分寸感,在任何工作中都是最最主要的,谍报工作就更是如此。李广元茨觉得,有时候过分的坦率比过多的猜疑还要危险。

呈报上级。

绝密材料,打印一份。

今天19时42分监视目标叫了bkh441号公车,吩咐司机把他送往老街。在这一站他下了车。但是在其他各站始终未能找到他。

常凯申将这份报告收进他那个存放最秘密、最重要案卷的旧公文夹里,又继续研究有关李广元的材料。材料中有一段讲到监视目标喜欢在博物馆排遣业余时间,常在那里与他的特工人员碰头会面。常凯申用红色铅笔在这一段下面画了一道红线。

卫队高级总队长交给詹国强私人司机一封信。

“假如敌人打中了您的飞机,”他用很柔和的声音说道,“战争时期总归是战争时期嘛,一切情况都可能发生,在您解开降落个背带之前,务必要销毁这封信”

“在解开降落个背带之前,这封信我是销毁不了的,”对事情过于认真的司机回答说,“因为落地之后,风要在地面上把我拖一阵子。但是,我一解开降落伞的背带,第一件事就把信毁掉”

“好,”微笑了一下,“咱们就这样说定了。而且,即使您是在本土的上空被打下来,同样也要把信销毁”

他的担心是有根据的,这封信如果落到除詹国强外的任何人手中,那么,他就要呜呼哀哉了。

七小时之后,詹国强拆开了这封来信。

卫队司令

回国之后,我立即着手制定寻找与北边建立联系的计划,不是组织安排方面的计划,而是全面战略性的计划。根据我在这里所掌握的资料,可以得出一个根本的结论:同盟国和我们一样,也为北部有可能建立**政府而感到担忧。即使建立起的政府纯粹是象征性的,莫斯科也会通过铁托的**,在**领袖们和莫里斯·多列士帮助下获得二条直达延安的通道。这样一来,很快就可能建成一个从贝尔格莱德通过热那亚到坎内和巴黎的“布尔什维克地带”。

这次行动中我的助手是吴玉勇,顺便说一下,他的母亲是个日本人,她是亲日分子、但反战的上层贵族中间有着极广的联系。但对我来说“日本”和“国民党”这两个概念是不可分割的,而且,他夫人身上的亲日思想是强于其他情绪的;考虑到我们有可能利用她的社会关系,对同盟国适当地做些工作,因此,我认为吸收吴玉勇参加制定行动细节的工作是很合适的。

我决定之后,吴玉勇就开始通过对外的渠道向哦们提供消息,使他知道进行谈判的意义是:使西方能在**成为北部主人之前控制那里的整个局势。而且我还认为,谈判的主动性不应当来自我们,我觉得更为合适的办法是让同盟国通过自己的特工人员“了解到”我的想法。

因此,我批准吴玉勇进行以下的活动:据76号的情报说,党卫队的一名尉官和一些共党人谈话时不止一次说过,我们已经打败了,局势已无可挽回。

吴玉勇在一个“偶然机会”参加了一次友谊娱乐晚会,将近清晨的时候,吴玉勇醉醺醺地对别人说,他对这场可憎的,毫无意义的战争已经感到十分厌倦。

通过谍报工作已经查明:事后的第二天,吴玉勇在与日本领事谈话的时候说,如果有人谈到战争可憎,那就是说,大多数也是这样想的,而整个北部以及驻扎在这里的全部**的命运都掌握在詹国强的手里。周呼海过去曾是美国‘凯尔维雷申’公司的代表,所以他与美国的关系在这里是广为人知的,尽管他一直支持汪伪政权。同时,他的岳父是一位与英法资产阶级都有联系的大银行家。吴玉勇谈话使特务掌握了足够的把柄。于是他把吴玉勇请到一个秘密联络点,把得到的诋毁对手声誉的材料和盘托出“这些材料足可以马上把你送上绞架了”他对吴玉勇说,“你只有一条活路,那就是老老实实地为日本人做事。而在这场斗争中外交的,看不见的战斗也是十分重要的”总而言之,吴玉勇已经同意为我们效力了

第二天,吴玉勇遇到日本领事,对他说,只有在国民党的卫队首领詹国强可以拯救北方,使它不受活动在山区和城市里的游击队所带来的**的威胁,还说,如果他能够和同盟国协同行动,自然,事情就会很快,很有把握地取得成功。

吴玉勇在杭州、宁波和武汉都有大笔的财政收入,所以十分关心地把有关的话听完,而且已经开始帮助我们与西方同盟国建立这种联系。领事给我写了一份关于这次谈话的报告,这样一来,整个行动从这时起就得到了保险,从形式上看它完全是为了汪主席和民族的利益,在卫队监督之下和同盟国耍弄的一场把戏。

2月21日宋大文飞抵昆明。他在那里找到了一个熟人马昌盛。通过马昌盛的帮助,他和云南侦察机构一位少校张国光搭上了关系。张国光同意帮助在卫队和美国人之间建立联系,并解释说,他所以这样做完全是出于一个华夏公民的利己目的,因为问题是:昆明主要是几家法国公司使用的港口,如果云南落到**的统治之下,法国的公司也将蒙受损失。另外,我已查明,他是在日本以及德国受的高等教育,上过巴塞尔和法兰克福两个大学。

和他谈话时宋大文说,应当特别小心谨慎,因为他帮助建立联系是冒着风险的。他说,这种事情是违背中立立场的,而现在俄国人的立场很强硬,机密一旦泄露,他的政府只好表示坚决反对他的做法,把全部后果推到他的身上,由他个人来承担向张国光少校保证说,除了俄国人和**分子之外没有人对泄露这个秘密感兴趣。他还说:“我相信,在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**,更不是俄国**,所以大可不必为泄露消息担心”

据宋大文说,和张国光谈完话后的第二天,他邀请了詹国强和他的助手吃午饭“我有两个朋友,他们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,”他说,“如果您愿意的话,我可以介绍你们认识一下”宋大文回答说,他想在晚些时候,等他的助手和他们谈完之后,再见吴玉勇的两位朋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