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孤岛喋血 乌鸦与麻雀 2078 字 4个月前

夜已经深了。之前,蒲素就让于大宝开车回去了,让他到了以后从通道过去和李文娟通知一下,今晚他就不回去了。如果不打招呼的话,那边院子的人会一直紧张,给他等门。

这些材料里,有徐恩佐他们三个人根据各自了解到的情况做出的交代。还有很多是上级委派两名政工干部特意带给他的上海形势汇总,加上政工干部自己积累的素材。

这些资料非常珍贵。既是多方位在他面前展示了上海的混乱局面,以及多方势力在参与角逐中的方式和特点。更让他清楚了解到这几年来上海局势的复杂和危险。

后勤同志拿来了铺盖。因陋就简,就在这间屋子里,给他拼了几条长凳,困了的话,可以在这里休息,顺便还给他沏了一杯酽茶。

待后勤走后,蒲素吹了吹茶杯里的浮沫,展开材料接着看了下去。

与谭宝义同行的还有两人:朱山猿和一个名叫徐国琦的指挥官。1939年2月1日左右,谭宝义经由宁波抵达上海。当徐国琦宜接向赵光义报到时,赵光义要他叫其他人静候进一步的命令。

随后,谭宝义与一位堂兄一起居住在法租界福履理路上的一家杂货铺内。此后,他草率地召集了几个当地市民,诸如小职员和学徒工之流,他们是这个国民党暗杀组织的非正式成员。

然而,谭宝义作为临澧特训班的毕业生,认为自己乃是专业的秘密特工,是军统总局派遣出来的“嫡系成员“,实际上他对于戴利军统上海分局的“地方机关”则一无所知。

春节之前一个星期,谭宝义到了大世界娱乐厅隔壁的国泰饭店客房,看望徐国琦和朱山猿。徐国琦关照谭宝义要随时等候紧急召唤,并叫他搬至霞飞路上的东昌饭店。平福昌也被提醒即将有暗杀行动。

这一命令由赵光义发布,因为他已得知可能在2月16或17日——”外交部长“陈篆打算秘密返回上海,在愚园路668弄25号的公馆内与亲友们一起过春节。他的情报来自陈箓的两个保镖何鹏与赵玉定,他们都是东北奉天人,由军统局一个首脑推荐给外交部。

大家都待在南京时,唯有他俩能知道陈箓将在2月16日进行这次危险的旅行。赵光义之所以能够开发这些情报资源,首先是因为陈箓的周围都是东北籍卫兵,他们都是在统治东北的“少帅”张学良的妹妹成为他的媳妇时,参加其卫队的。

然而,任用一帮同乡,尤其是自己却是异乡人时,乃是一桩非常危险的事情。因为一旦一个人暗中破坏,其他诸人都会迅速响应。

在此情况下,赵光义先与少帅的东北卫队的前队长刘海山接触。刘海山同意为军统局效劳,参与暗杀行动。此后,通过刘海山与陈箓家庭的东北籍保镖的接触,赵光义才获得了有关陈箓的旅行计划以及公馆的房屋布局图。

2月17日,陈友涛与保镖何鹏一起抵达上海,以便为其父亲作先行安排。翌日上午10时,陈箓从南京打来电话,说他将在下午3点抵达上海北站。

下午2点半,陈友涛便带着两辆汽车,急匆匆地前赴火车站。陈箓的私车由其司机黄永贵驾驶,车上载着保镖张树稳及其亲戚忤慧小姐她也是维新政府的工作人员。

这帮人在站台上等候。3时,陈箓的车厢准时驶人北站,陈箓便与保镖赵玉定一起下车。由陈友涛驾驶的第二辆小车(车上还有保镖何鹏),则停在四川北路和虬江路的转角处等候。

此后,两辆车一起驶向百老汇大厦,维新政府的外交部便在大厦的四楼,陈箓来上海时,有时将这里作为起居处。短暂地停留了10分钟后,陈氏家人们及其保镖便回到两辆小车内,车子驶向愚园路的陈公馆。

他们都穿戴着同样的骆驼毛大衣和毡帽,“以至在行驶途中一旦有人行剌(陈箓),便很难分辨彼此。

除夕(星期六)下午4点钟,赵光义得知了陈箓在上海的行踪。他此前已经问过平福昌是否有勇气为国民政府干点积极的工作。

如今,他将陈箓现身上海的情况告诉了平福昌,并命平福昌于次日一早在沧州饭店与他见面。

第二天(即农历年初一)早上,平福昌来到饭店,被赵光义派往喇格纳路上一个刘姓者的家中,去取行动所需的武器。平福昌准时离开了喇格纳路,回到沧州饭店时他带来一只木制的野餐盒。事后他说,盒内藏着4支白朗宁手枪,每枪4发子弹,另有一把日本造的手枪,附带15发子弹。

在此同时,行动组的其他成员也在联系。谭宝义搭乘徐国琦的车,在年初一的下午4时被带到沧州饭店,当时其他6个待工已经在场,他们是:平福昌、朱山猿、徐志浩、尤品山、刘海山和赵光义。

赵光义从野餐盒内取出4支手枪,交给徐国琦、尤品山、平福昌每人一把,自己留了一把。据谭宝义说,“他然后告诉我们道,我们将要去行刺一个姓陈的人,他是维新政府的高官,刚从南京抵达上海。他要我们这些人先分成两三个小组,再在愚园路上的渔光村外集合起来。”

平福昌和徐志浩,搭乘了一路双层汽车前赴愚园路。而尤品山、刘海山和赵光义则乘岀租车前赴集合地点。这五人一直等到下午6时,步行的谭宝义、徐国琦和朱山猿才到达。

他们经过一番踏勘之后,认为现在宾客太多,难以立刻袭击陈箓他们。故决定先在附近的一家酒吧中消磨时间。一直等到7点过后天降大雨时,这八个人才披着雨衣,穿着长衫,悄悄地穿过陈公馆周围愚园路北侧的小弄堂。

通常,陈公馆的前门有两个门卫,但当时主要警卫邵富生却离开了岗位。剩下的一个警卫宋海林,佩着一支没有执照的左轮枪,正在单独值班。

他看见特工们从两侧走上前来,其中的一人(可能是刘海山)用带着北方口音的国语问他是否带着枪。他尚未开口回答,其他人便蜂拥而上卸了他的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