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孤岛喋血 乌鸦与麻雀 2070 字 4个月前

政工干部毕竟是专业的。只用了两天,两个政工干部按照蒲素的提醒,伪装成**抵抗组织的身份分别对三个叛徒进行了审问,获得的资料和情报非常有价值。而且彻底搞清了三个人的来龙去脉。

农庄内,蒲素看着摊在桌上厚厚的三摞审讯材料实在是没有准备。随手翻开徐恩佐的材料粗略一看,边区政工同志扎实和细致的作风实在是到了到了令他惊讶的程度。所有的供述,都清晰标注了年月,甚至精确到了日,以及其他参与人员等等。

徐恩佐,时年32岁,乃是一个来自靖江的一个流动商贩的儿子。他14岁来到上海,之前读过五年小学和三年私塾,此后,与一个阿姨住在静安寺路和哈同路的转角处。在读了六个月的小学后,他在汉口的一所中学读了一年,然后回到上海,在父亲的一个朋友店里学做手表生意。在四年的珠宝商学徒生涯里,他还在一家私立夜校上课。可谓是自强不息,比较励志了。

1931年初,他学徒期满,于是打算自己开一家珠宝店,商号“兴祥”,位于英租界的八仙桥附近。几个月后,发生了满洲铁路事件,徐恩佐立即停止营业,参加了万国商团,以更加有益的方式为祖国服务。

徐恩佐当时参加的上海市民义勇队拥有500名成员,一个名叫王炳南的律师利用福州路上的一家丝绸店,开设了一个办公室。1932年一月二十八日,在南市的公共娱乐场进行一些训练后其中的300位年轻人愿意参加对日战争。

徐恩佐被王炳南任命为一个一个分队的首领,王炳南率队前赴宝山。在此,他们被编入中**队,隶属于第十九路军。在于日本人的抗战中,市民义勇队遭受轻微伤亡。之后,他们撤到宋江,作进一步的军事训练。然而,在他们能够重返前线之前,常凯申把十九路军派往了福建,市民义勇队解散,徐恩佐回到了上海。

1932-1933年冬天,徐恩佐组织了一个“群益社”,具有不同生活经历的五十余名成员聚集在位于八仙桥的他的店铺里,以“增进政治知识”。然而,政治利益并不物化,早在1933年末,徐恩佐就鉴于财政困难不得不解散了这一团体。徐恩佐花了他那住在汉口的母亲2000元钱,在巨籁达路和圣母院路的转角处开了一家兑换店,乐观的命名为“华兴”。

这家兑换店仅仅只能维持他糊口,但是其拒绝与其他市民义勇队的同志一起,参加“锄奸团”以敲诈和日本人做生意的商人。相反地,当世界经济萧条最终影响到上海的时候,他关闭了店铺,与一位学生朋友潜入蒲柏路上的一家公寓居住。当他得知父亲生病后,便于当年11月回到汉口,但是在他抵家之前,其父也业已去世。

1934年2月,徐恩佐返回到上海,他在两个朋友——一位是中华书局的编辑,另一位是就读于南洋学院的大学生,后者在北京的父母十分富裕。在同学的帮助下,他在公馆马路与八仙桥路的转角处开了一家亚美钟表店。钟表生意十分兴旺,徐恩佐便在静安寺路开了家分店,将其总店迁至宁兴路,并在夜校上课,以提高自己的教育程度。

徐恩佐始终怀着爱国心。他再次从自助到互助,与另一个大学生和一个香烟店店主于1936年9月在闸北组织了一个“一心团”。一心团拥有30个成员,大部分是劳工,表面上的宗旨是

提高人民的政治认识,推进救亡活动“。

救亡活动致使他与王炳南重新联合。一心团在1936年10月以”别动队“的形式参加了市民义勇队、1937年1月,别动队成员进行了军事训练,并获得承诺,一旦战争爆发,他们将会得到武器在敌后打击日本人。但是,这一承诺从未兑现,成员们纷纷离去,别动队就解散了。

看到这里,蒲素停了停。扪心自问,直到目前,徐恩佐在战争爆发前的所作所为很值得钦佩。家国危难之际,没有袖手旁观,反而积极投身于各项抗日救亡活动中,实实在在的讲,他所表现出来的爱国情怀高于一般国民标准。

“他的伤势怎么样了?”蒲素看着在一边的政工干部,老刘问道。

“来的时候很严重,现在给他吃了点消炎药,好了很多了。主要他当时是被打断了肋骨,一直没有进行治疗,发言之后导致了气管……”

“久咳之下,骨折部位受到震动就不能彻底固定痊愈,而肋骨那个地方也只有静养恢复……”

听了介绍以后,知道徐恩佐没什么大碍,肋骨这个位置出现骨折上夹板也没办法,不能固定,只能绑上束缚带静养了。让这边的卫生员先把他的炎症消了再说。

不管徐恩佐之后到底做了什么,是怎么样投靠到76号的,事情发生那样的变化必定都没那么简单。起码在这之前,他做的比大多数人要好。而且出钱出力,数次加入他能接触到的组织,并且还在解散之后发起互助,成立了一个爱国组织。依靠微薄的经营收入支撑,直到撑不下去,筹措到钱财之后,又再度投身抗日运动,仅仅这些就实在是值得敬佩。

在关照了看押的同志,给徐恩佐增加营养,保证用水卫生之后,蒲素继续看了下去。

7月8日,卢沟桥事变的翌日,徐恩佐和赵光义(已经到达重庆,军统特工)决定组织中国青年救亡协会。徐恩佐将两爿钟表店卖了1000元,在南市老西门关帝庙设立了一个筹备处。1937年7月15日,在张贴好广告之后,中国青年救亡协会在关帝庙正式成立,并在此建立了一个训练营。一千多人出席,并聆听了救亡协会会长赵光义和行政处长学恩佐的演讲。

当时和此后应《中央日报》的广告而前来的一些人,受到了徐恩佐的接见,并被要求将其参加救亡协会的理由写下来。其中三人嗣后成了徐恩佐暗杀组的成员:23岁的工厂学徒王志谷、19岁的学生姜海东、25岁的印刷工周守刚。而第四个人孙景浩曾在12月3日向南京路上的日本人凯旋游行队伍投掷炸弹。

其后的数天内,这些新成员(都是学生、学徒或店员)参加了有关当前政治形势的一些讲座。7月21日,代表张治中将军的一位官员给了他们地址,要他们赶赴上海郊区,协助军队修筑防御工事。大部分在18至20岁之间的约200人,作为志愿人员,在徐恩佐的带领下,前赴南翔,参加了**第八十七师。接下来的一个月,他们在获得食品但无薪金的情况下挖战壕。8月13日战事爆发后,他们主要是在夜间工作,以躲避日本人的轰炸。其条件相当艰苦,以致最初的200人中有50人生了病,从而退出了工作。

8月底,徐恩佐告诉他们道,他们已经被重组进了特务团,并将接受军事训练。1937年9月2日,他们转移到了龙华,重组为苏浙特务团第二团第七营第三连。团长是朱雪峰,他是上海总工会主席和杜老板的门徒。在一个月的艰苦军事训练之后,他们装备了手榴弹、手枪、步枪、并且学会了使用的方法。这个阶段里又有很多人因为生病而被淘汰。

9月下旬,该特务连转赴南市的东亚体育专科学校,被指派在老西门军法司令部周围的地区巡逻。只要他们认为有必要”锄奸“,就有权采取任何措施:如果他们逮捕了“有汉奸行为”的人,就在司令部内的军事法庭对其进行审讯,一旦发现有罪,就草率地将其处决。

1937年10月底,这一特务连被派往南市外滩的警察署,以协助警察预备队地域日本人来自黄浦江方向的攻击。此地是**在11月11日,上海之战的最后一天所守卫的最后一道防线。

外国记者当时从法租界中立的角度,见证了日本人渡过黄浦江之后的这场巷战:

“我们看见日本人自始至终躲在坦克后面,小心翼翼的推进,坦克车开了数英尺便停下、撤退,空中充满了噼噼啪啪的开火声。在我们对面,近到扔一个球都能看得到的地方,中**队的一挺机枪从一个水泥碉堡的方口中喷射出火光,该碉堡修筑在从徐家汇流出的一条小河的左岸,河湾旁用木柱支撑的小屋沿线都布满了中国的狙击兵……

爆破员出现了,造成了一连串的燃烧性破坏……我看着日本兵悄悄地挨近河对面的残壁之后,准备渡河袭击。有几辆坦克开上来,向位于十字路口的一座碉堡开火……一门战壕迫击炮直接击中了它,我看到戴着头盔的中国人蹲了下来,并且向后退去。

如今,炮火照亮了整个南市……中国人撤退了。”

徐恩佐的连队与警察预备队并肩作战,直到黄昏。当时,华人警察恐惧起来,遂逃进了法租界。特务连紧跟其后,躲如敏体尼荫路南端的一扇小铁门内。

法国警察守候在那里,将他们包围了起来,强迫他们扔下武器,并将他们送往位于法语学院校园内的一个俘虏收容所。徐恩佐十分主动地想了一个办法,与其他连队的另外五个伙伴在途中溜掉了。

后一个星期,徐恩佐从一个旅馆换到另一个旅馆,最后在虞洽卿路上的一家公寓内找到了一个房间。他依旧断然决定继续其“锄奸活动”,因此在之后的一个月内,他开始积聚起一个小军械库:若干炸药、手枪、一支左轮枪和几支勃朗宁自动手枪。

这些军械有的得自第三连的前战友。有的则购自曾在第八营服役的特务队成员。他把枪支、手榴弹等藏在他以前的店铺内——位于宁兴路上的亚美钟表店的阁楼上。

12月3日清晨,徐恩佐及其小组得知日本松井将军计划在南京路上举行凯旋游行、徐恩佐便于其他三人、包括孙景浩,取了一些手榴弹,挤在上海主干道的人群中。

当日本军队行进时,警察将围观者逐出街道,因此徐恩佐和两个同志只能待在距离游行队伍足足有30米的一条弄堂口。然而,孙景浩却离的较近,他挤出人群,及时赶到大街上,扔出手榴弹,炸伤了几个日本兵和巡捕。孙景浩被当场射杀。

其他三人十分恐惧,立即逃逸。数天之后,12月16日,当他听得传言,声称日本人将逮捕曾经参加过特务队的所有人员时,便决定搭乘轮船离开上海,赶往宁波,再从宁波换乘火车至杭州。

在审讯材料里,徐恩佐声称,他在杭州与省政府主席会面之后,被派往绍兴县任警官,直至1938年2月底。当时,他回到上海,“想把留在上海的特务团第三连的所有成员都带到汉口,进一步开展救亡活动”。

于是在阿拉白斯托路的一个收容所里,徐恩佐告诉姜海东和一帮前特务团“便衣侦探”道,他们应在汉口参加救亡,他将通过当地的同乡会安排遣送事宜。

于是徐恩佐带着一些人先期离开上海前往香港。并在月中离开广东,乘火车抵达汉口。三份口供相对应的是,另一名在押人员姜海东交代道,徐恩佐告诉他,自己将作为他这位前任医护兵安排离沪的交通工具,于1938年2月23日乘一艘英国轮船到了香港,并且在两天后按同一路线前往汉口。

在此之前,徐恩佐已经在汉口。之前在上海的时候,他见一份报纸的报道声称,中国青年救亡协会的首领——也就是他本人正在上海。于是他立刻匆忙地带着几个人离开了上海。当抵达汉口时,发现中国青年救国会的一些前同事已经设立了一个办公处,每月获得政府的数十万元补贴。

部分来自秘密工作基金的这笔款项,主要用以资助救国会的上千名成员。其中有些人是自己来到汉口的前特务团的成员。